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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智库为本国海洋管理提19条建议 要关注印度洋

归档日期:07-18       文本归类:丹皮尔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澳大利亚是一个被三个大洋环绕的国家,我们担负着管理印度洋、太平洋和南冰洋的重要责任,同时还必须对其安全负责。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影响比较大的海域还包括北方的帝汶海、阿拉弗拉海和珊瑚海。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海事管辖范围,是一个潜在的海洋超级大国。制定合理的海洋战略方针对澳大利亚未来的繁荣和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管理我们广阔的领海,保证我们长久的海洋安全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是一个涉及很多方面利益的复杂问题,需要整个政府体系的努力,突破传统智慧和传统方法才有可能找到最合适的处理方式。

  本文探讨了海洋资源对澳大利亚的价值以及目前我们面临的来自海上的威胁。文中将会有关于如何保护澳大利亚海事利益的建议,包括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加强区域合作,建立起一个覆盖印度洋和大西洋地区的合作机制。澳大利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扮演好海洋大国的角色,在这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海洋资源所蕴涵的潜在利益。

  尽管澳大利亚拥有辽阔的领海和广泛的海事利益,但是我们还称不上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的战略重心过于偏向大陆的经济发展了,尤其是农业和矿业的发展,而在海洋资源开发上明显投入不够,比如在历史上,我们就曾把大量的海洋工业交给外国人管理。但是在海疆保护方面我们做得不错,我们已经对海洋边界的保护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减少管辖海域内的不安全因素。同时我们还在国际海事组织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在另外一些关于提供安全的船运条件、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国际组织和地区性论坛中我们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关于海洋管理的国际化法律制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国开始承认处理海洋利益关系需要通过国家、地区间的通力合作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气候变化是目前国际社会上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但是海洋对气候变化的重大影响却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澳大利亚做出过很多海洋管理法案上的尝试,1998年颁布了《澳大利亚海洋政策法案》,该法案最初被寄予很高的期待,但是实际的实施效果却不尽人意。现在这份法案主要成了关注海洋生物地域性系统的一部环境法案,但是我们对此的生物物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知识积累也还不够充分。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对海洋安全和管理海洋资源负有责任,同时还有很多机构在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加强各级政府和组织之间的协作将会使我们工作起来事半功倍。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民事海洋安全问题上,海洋战略管理委员会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地建成一套完善的综合协调处理海事问题的制度,所以还需要引入进一步的措施。

  我们的海洋利益体现在战略、政治、经济和环境等几个方面。战略利益主要是指我们开发利用海外岛屿、南极领土和岛间领海内资源的权力,以及航海自由的权力。政治利益是指合理有效地管理我们的领海和海上资源,并且通过与地区内的邻国合作来共同维持良好的海洋秩序。经济利益主要指传统的海上工业、运输和海上贸易,以及能源和其他一些新兴的海洋工业,比如风能和潮汐能、海水淡化、深海采矿、二氧化碳捕获和储存、海洋生物科技等等。环境利益包括维持一个健康的海洋环境,掌握更多的海洋科学知识、更精确的海道测量数据,建立更好的海洋管理制度。

  海洋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聚宝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EEZ:Exclusive Economic Zone)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公海也蕴藏着很大的经济潜力。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开发海洋资源。

  当然,我们的海洋还面临着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威胁还在不断的增大。直接威胁包括海上恐怖活动、海上犯罪以及“非法、未报告和不受规范捕鱼”(IUU:Illegal, Unregulated and Unreported fishing)。间接威胁是指食品安全保障、能源安全保障、气候变化、海生物种消失、海洋污染、海水酸化、海洋自然灾害以及海洋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干旱。直接威胁现在已经对我们利用海洋资源造成了明显的危害,因此这些问题已经受到政府的重视。然而上文所提到的间接威胁都要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才能看出危害,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关注还非常不够。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观念,从政策上加大对间接威胁的重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关注气候变化与海洋状况之间的互相影响。任由这些间接威胁发展的话,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我们需要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协商出更有效的政策手段来减少间接威胁对海洋造成的危害。

  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提高对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都还没有正确地理解海洋的战略重要性。在很多方面,澳大利亚向国际社会展示的是一个不安全国家的形象,我们还在寻求地区的稳定。澳大利亚要想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一个获得其他国家信任的海事合作伙伴,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硬实力”,更需要拥有全面的“软实力”。我们的很多政策都是想把澳大利亚发展成一个绝对的海洋大国,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加强“软实力”建设,并展开创造性的外交。

  帮助周边的国家维护一个稳定的海洋环境对澳大利亚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防止破坏我国稳定的威胁因素上升的最有力措施。我们可以通过帮助周边国家提高管理和保护自己的海洋利益的能力来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同时我们在采取行动时必须非常的谨慎,以免适得其反加剧周边地区的不稳定。

  本文的讨论和建议主要涉及到在国家层面上我们能够从海洋获得哪些利益、澳大利亚参与周边地区海洋管理应该采取的主张等问题。本文将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第一,澳大利亚应该通过更多的行动来展示自己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信心。我们的“硬实力”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同时我们还需要证明在“软实力”方面我们也是一个海洋大国。

  第三,我们应该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来更好地进行海洋管理和处理海洋事务。

  第四,我们需要积极地与周边国家进行合作来处理一些共同面对的海洋问题,防止影响澳大利亚未来繁荣稳定的威胁因素出现。

  本文对澳大利亚的海洋政策一共提出了19条建议,涉及到地区领导权、国际援助、对海洋的认识和了解、海洋科学技术、海洋环境数据监测、跨学科研究、

  1、我们应该任命一位海洋事务大使来主管澳大利亚参与国际和地区海事合作的事务。

  2、对印度洋地区应该予以特别的关注,因为该地区现在还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论坛或者组织来协调海洋管理和海洋资源开发等问题。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应该与印度和南非加强合作。

  3、根据1982年联合国大会颁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4章的规定,我们应该着手与法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讨论共同管理珊瑚海的相关事宜了。

  4、澳大利亚应该积极推动本地区的所有国家执行重要的国际公约的力度,建立和平的海洋新秩序。

  5、我们应该制定一套整个政府体系的制度来加强本地区的渔业管理,并通过这些制度解决现有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职权上的限制等问题。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对这些组织的资金投入。

  6、澳大利亚对周边国家的援助项目必须首先考虑是否有助于我们获得本地区海洋事务管理方面的战略利益,渔业管理和监督也应该算是海洋战略利益的一部分。

  7、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海洋科学研究框架,加强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成立一个隶属于工业科技研究和革新部的海洋科技研究和革新指导委员会。

  8、我们应该加大力度探究海洋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包括加大对现有的新兴海洋工业的投入,比如风能和潮汐能项目、海水淡化工程、深海采矿、碳捕获与储存以及海洋生物技术。

  9、我们应该在现有的综合海洋观测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澳大利亚国家海洋观测站。该观测站应该能够为研究人员、企业和民众提供实时的数据,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海洋的自然状况和海洋资源。

  10、我们应该鼓励在进行海洋研究时进行跨学科的合作,本年度的《国家研究报告》应该加入专门讨论海洋领域研究的内容。

  11、澳大利亚议会里应该成立一个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海事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应该包括国会议员和企业的代表。

  12、我们应该建立一个隶属于总理和内阁部的海洋事务办公室来统筹所有海洋政策的实施。

  13、海洋事务办公室应该在国家海洋委员会的支持下,为海洋工业和海洋事务提供高级的解决方案或建议。该办公室最初的任务,应该是审查国家现行的海洋政策,包括执行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成效和不足,并且对影响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海洋问题进行评估。

  14、澳大利亚应该一如既往地扮演积极维护本地区稳定的角色,通过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和预防性外交来保证周围海域的稳定。与此相关的,我们应该让海军预算更加透明化、海上军事实力更加强大,保证潜艇入侵之类的事件不会再次发生。

  15、在处理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海洋污染和海水酸化等间接性海洋威胁的时候,澳大利亚应该担当起地区领袖的责任,处理这类事务的相关援助应该纳入国家援助计划的重点项目当中。

  16、目前我们基本能够做到对澳大利亚海洋基础设施的工作情况有足够的掌握,但是我们应该在识别重大漏洞、把握新兴商业机会和加强海洋研究能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18、我们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来评估澳大利亚进行海上管辖、巡逻和研究的需求和能力。这份评估可以不包括海军的作战能力,但是需要评估国防部队在民事海洋事务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这份评估报告应该在海洋事务办公室成立之前就完成。

  19、澳大利亚教育部门和海事方面的大企业应该联合起来推进海洋专业中等教育的发展。建立专门的“海事高中”也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

  海洋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非常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重要性还会更加突出。澳大利亚被印度洋、太平洋和南冰洋三个大洋环抱,算上北方的帝汶海、阿拉弗拉海和珊瑚海,我们需要管理的海域非常辽阔。澳大利亚的海域覆盖了各种海洋环境带,从最冷的南极到温带,再从温带到北方的热带海域。澳大利亚沿海地区的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85%.

  澳大利亚是全球海事管辖权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我们绝对是一个海洋超级大国。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保证澳大利亚未来的繁荣和稳定,我们现在必须对领海投入更多的关注,同时需要制定相关策略来应对渔业资源枯竭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遗憾的是,在2008年4月举行的“展望2020年”会议上,首相陆克文并没有表现出对海洋环境足够的关注,在他所做的题为“未来的繁荣与稳定”的报告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评估澳大利亚的海洋环境,以制定长期的管理计划”。

  澳大利亚坐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中心地带,这是一片海洋问题极其尖锐的地区。管理我们广阔的领海、在解决周边的海洋问题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对我们来说都是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我们有责任帮助本地区的那些不如我们发达的国家解决其所面临的海洋问题。对澳大利亚来说,履行这样的责任是建立更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和防止海上威胁的关键途径。本文将要谈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澳大利亚该如何来扮演海事方面的地区领导者的角色,要履行好这个职责,我们需要采用更加系统化的方式来处理海洋问题,并且对海洋安全投入更广泛的关注,既要探索海洋带给我们的利益,也要重视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接下来本文将要介绍如何保护澳大利亚的海洋利益,以及如何建立一个覆盖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合作机制。

  澳大利亚宣称在本土大陆以及所属岛屿的周边海域一共拥有815万平方公里的海上专属经济区,这个面积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位居第三。如果把澳大利亚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极领土也包括在内,再加上其周边海域的话,澳大利亚的海上专属经济区面积将会达到1019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的大陆架总面积为1071万平方公里(如果包括南极领土的大陆架的线日,大陆架边界委员会采纳了一组确认澳大利亚大陆架的外沿界限的建议,对9个地区的大陆架边界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这项决议使得澳大利亚从海基线海里内的大陆架管辖权增加了256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南极领土周边68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拥有管辖权的领海面积比澳洲大陆的面积几乎大了一倍。如果把澳大利亚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极领土也计算在内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就是对地球表面管辖权最大的国家——领土和领海的面积加起来,大约有2720万平方公里。换句话说,澳大利亚的对地球表面5%的面积拥有管辖权,只算海洋面积的线%.澳大利亚的南极领土面积几乎相当于本土大陆面积的一半,但是即使不算南极领土,从国家管辖权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拥有管辖权的土地和海洋总面积也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俄罗斯)。

  如此辽阔的管辖领域使得澳大利亚拥有成为海上超级大国的潜力。但是正如本文所指出的,我们在保护和管理广阔的领海以及毗连的大洋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作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澳大利亚始终没有认识到海洋对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要性。澳大利亚的海岸线万公里——几乎和整个欧洲的海岸线%的人口居住在离海岸线公里以内的地区,这就对我们的沿海环境管理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与领国的没有陆地边境,这给我们国家的安全带来了一定的保障。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保护海上边界的巨大压力,大量的非法入境、非法开采海上矿产、与领国之间的海上和空中安全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澳大利亚的外岛领土、南极领土上也同样存在,因为这些地区同样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从海洋科学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的领海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它包括了地球上的所有五种海洋温度带,从北方的热带(25到31℃)到南极的极地气候带(-2到5℃)。由于极大的气候跨度,以及澳大利亚地理和生物遗传上的孤立,我们的领海拥有很多全球独一无二的特质,比如著名的大堡礁和多样的生物品种。此外,本文所说的领海,并不仅仅指水域,同时还包括海床和海底的土层。

  在领海以外的公海,澳大利亚同样肩负着一些重要的义务,比如搜索与救援、保护海难生还者的人生安全等。根据国际公约,澳大利亚要负责在大约占地球表面九分之一的海域内提供必要的救援支持,在印度洋和南极地区,这个面积还有可能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延伸。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建议文件,澳大利亚是上述地区的“安全力量权威”,因此有义务参与处理与国际安全有关的事务。

  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了关于主权国家海洋管辖权的规章和原则。构成澳大利亚领海的各区域的界线都是从本土大陆的海基线开始测量得到的。对内海和领海,我们拥有完整的主权,而在其他区域,我们的主权和义务都有相应的限制。

  澳大利亚联邦制的政府构成使得全国的海事管理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联邦政府的高级法院就主张将澳大利亚拥有主权的领海定义为从海岸线公里之内的海域,这在当时就与各州政府的意见有些冲突。不过到1982年的时候,中央政府和各州之间关于海上问题的解决方案终于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在这套协议的框架内,各州沿岸以及北部行政区的海域被定义为“边海”,具体范围是所有从海岸线海里之内的海域。在随后的1990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领海的界限规定为12海里,但是澳大利亚的“边海”仍然保持原有的3海里的定义。当时的那一系列海上问题的解决方案还包括了各州在管理海上资源和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准则,这些准则对解决类似近海油轮泄漏等问题有很大作用。近年来,尤其是在最近一两年,我们看到联邦政府出台了一些关于海事安全的政策,这表明联邦政府已经逐渐地认识到有必要对整个领海内的活动加强管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以后,对澳大利亚沿海各州来说,他们在滨海地区的权力更大了,同时义务也相应地增加了,在该公约的第192条里,详细描述了缔约国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所应承担的基本义务。此外还有专门的条款对各个国家在特定海域的管理职责做出了规定,该公约里同时还包括通过全球和地区性的合作来进行海洋管理的内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4章的内容,对于帝汶海、阿拉弗拉海、珊瑚海等半封闭型的内海,周边国家有义务在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海上科研等方面进行合作。

  内海——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从海基线往外延伸的近陆海域。沿岸的国家对内海拥有完全主权。

  领海——从领土外沿算起,距离海基线海里的海域。沿岸国家对领海拥有主权,但是必须允许拥有“无害通过权”的外国船只从领海内经过。

  群岛海域——群岛海域指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47条的描述所规定的从群岛的海基线向外延伸的海域。群岛海域的主权属于该岛的主权国,同样地,这些国家也必须允许外国船只和飞机无害的通过。澳大利亚对以下地区的群岛海域拥有主权或部分主权:斐济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尔代夫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群岛、菲律宾群岛、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群岛。

  毗连区——与领海毗邻,但是不超过领海基线海里的区域。沿岸国家可以对该地区实行控制,以防止违反该国海关、金融、移民和检疫等领域的相关法律的事件在领海内发生,同时沿岸国家有权对毗连区内已经发生的违反本国法律法规的事件进行处理。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有些被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在地理位置上完全或者部分属于某个国家的领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有一项称为“海峡过境通行”的专门规定,各国的船只和飞机都拥有在这种海峡的通行权。澳大利亚的托雷斯海峡和巴斯海峡就属于这种情况。

  专属经济区——与临海毗连,不超过领海基线海里的区域。沿岸各国拥有开发此区域的矿物资源和生物资源的权力,建造人工岛屿、安置工业设备并对其进行管理的权力,进行科学研究的权力,当然还有保护海洋环境的权力。

  大陆架——大陆架是指沿岸海域水下的海床和下层土。通常大陆架向外延伸的距离不能超过200海里,但是在某些具有狭长的大陆边缘的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最多延伸到离海基线海里的区域。沿岸国家对大陆架的非生物资源和原生生物资源拥有主权。

  公海——除了专属经济区、领海、内海和群岛海域的所有海域都是公海。任何国家都不能宣称对公海拥有主权。

  海上力量是指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海洋来使国家获得利益的能力,这种利益包括经济、政治、战略、环境等各个方面。同时也可以把这种能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海洋大国,需要考虑该国海运贸易繁荣程度、国有舰队的规模、国内造船输入、海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海军力量、海上资源开采规模、海事管辖权的大小和海岸线的长度等参数。更深一层地说,还要包括对海洋环境必要的了解和足够的专业技术,以及为本地区管理海洋所能做出的贡献。除了具体的硬实力,一个国家本地区的影响力也是判断其是否称得上海洋大国的重要因素。从社会效应的角度来讲,“大国”意味着采取行动时的魄力和足够的影响力。因此,我们的海上实力应该包括对发生在周边海域内的重大事件过程的控制和结果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得比现在更积极一些,不能仅仅停留在“被认为”是海洋大国的程度上,而应该拿出名副其实的表现。

  尽管地处一个巨大的岛屿型大陆上,但是澳大利亚还没有真正地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在处理大陆事务上,尤其是农业和采矿,而对海洋开发关注不够。正如一位澳大利亚海军历史学家曾经提到过的一样,“澳洲大陆看起来是如此的辽阔,以至于本地的居民置周围浩瀚的海洋于不顾,一心只想从大陆上攫取他们需要的所有资源,这才是真正狭隘的岛国心理”。

  有迹象表明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加大投入发展本国在海事方面的“硬实力”,但是“软实力”也同样值得关注。2008年12月,总理陆克文在《国家安全报告》里就指出,对澳大利亚来说,“软实力”很重要。目前在海洋事务方面,我们的影响力还与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相称。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把海洋只是当作一个消遣和娱乐的场所,大海对他们来说仅仅意味着游泳、冲浪、钓鱼和沙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作以海为生的人。狭隘的岛国心理抑制了他们了解海洋、开发海洋的欲望,澳大利亚人从来就没有远航的传统。历史上,我们曾经把本国的海事工业——比如船运(包括与船运相关的活动,比如装卸货物和拖船)和捕鱼——交给外国人来经营。结果导致到了我们想发展自己的海事工业的时候才发现,不管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管理经验积累方面,我们欠下的课程都很多。

  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是从殖民者定居时期建立第一产业开始得到推动的,目前我们的经济支柱主要还是采矿等陆上工业。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倚重矿产经济的国家,但是却又对海上采矿缺乏足够的认识。采矿业的代表们甚至因为害怕面对来自海上采矿的不公平竞争而反对澳大利亚政府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结果澳大利亚因为对海上采矿的研究投入不力,未能获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6章里涉及到的海上采矿先锋投资者的资格。随着路上矿产资源的长期消耗,终有一天我们会为今天的不作为付出代价。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在海事方面的国际信誉保持得很好,我们是国际海事组织的领导者之一,而且还在其他一些国际性或地区性船运安全组织、海事环境保护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对国际船运安全、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视,这也符合公众的迫切需要,作为一个拥有辽阔领海的国家,良好的海洋秩序对我们具有重大的意义。

  早在1998年,世界海洋独立委员会就在其年度报告《海洋:我们的未来》中描述了当今与海洋有关的主要问题,其中包括领海争端、全球气候变暖、非法捕鱼、动物栖息地破坏和物种灭绝、海洋污染、毒品走私、非法移民、海盗活动以及沿海设施破坏等。这些问题在澳大利亚周边海域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在这份报告发布后的十年里,国际社会在海洋管理方面取得了两项重大的进步。第一,“911”事件发生以后,世界各国都对海事安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随着国际海事组织颁布《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安全法规则》,海事安全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而且对民用级别的海上安全关注度也有所提高。目前已经有新的机构来负责海事安全,为各国通过合作来处理海洋事务提供有效的方案以及附加保障。第二,关于海洋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开发海洋资源、处理海洋危机等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关注。尽管海洋在全球气候变暖中的作用仍然处于被低估的状态,但是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海洋的角度来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海洋的确对气候变化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说,海洋也直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近年来,关于海洋管理方面法律机制的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海洋经济活动的进一步繁荣,人们对全球海洋环境、过渡捕捞、海岸利用(例如造船、建港、水产、观光)、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现在联合国秘书长在每年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中都会有关于海洋管理和海洋立法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联合国每年都要召开一些专门处理海洋特别事务的开放式和非正式协商会议。联合国大会还成立了专门研究如何保护国家管辖区域外的海洋生物品种的开放式和非正式工作组,目前全球有64%的海域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公海,如何更好地管理这些区域是未来数十年里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不幸的是,尽管上述的组织、程序都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目前来看,他们的效果仍有被夸大之嫌,现在在国际公海管理方面,还没有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尽管1998年的世界海洋独立委员会报告就提出海洋管理是国际社会将要面临的一大挑战,但是“911”事件及其带来的后续危机分散了各国对海洋管理的关注,最后导致这份报告没有起到和1982年的《共同生存蓝图》、1987年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样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们已经意识到在管理海洋方面采用以部门为基本单位(即每个工业部门和海洋利用者“各自为战”)的组织制度并不是最好的方案,这样的体系容易出现寡断专制的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方向性的阐述,公约认为海洋管理的每个环节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需要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以部门为基本单位的管理方式忽略了这种相互联系,有可能导致不同的部门陷入利益冲突之中,尤其是日益突出的创造经济财富和保护海洋环境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引入一套综合管理机制。

  海洋综合管理对海事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处理一个会对海洋环境带来威胁的问题可能要影响到其他海洋利用者的利益,甚至带来另一方面的威胁。比如海洋环境保护活动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海事经济,尤其会影响到航海自由。还有一个例子,印尼在澳大利亚西北边境传统的捕鱼作业也是既属于经济问题又属于边境问题。

  国际社会日益提高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存海洋生物资源意识,以及对船舶航行安全、尽量避免来自船舶的海洋污染的关注,使得现在的海事活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比起20年前,现在有了更多的国际公约来促进良好的海洋秩序的形成以及防范潜在的威胁,在这个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也加强了海洋管理方面的立法。关于在公海活动的国际章程越来越多,传统的公海自由贸易也变得越来越规范。

  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都越来越看重自己的海洋利益。欧盟最近启动了一套海洋利用综合政策,这套政策的宗旨是为欧洲国家的可持续利用海洋计划创造适宜条件,以及发展海洋工业、建设沿岸地区。政策承认了海洋科学技术研究、合作海洋观测和海洋数据共享网络对于开发海洋的重要性。在美国,海洋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名为《21世纪海洋蓝图》的报告促成了总统执行办公室海洋政策秘书级委员会的成立,这为实施新的国家海洋政策奠定了基础。加拿大也发布了其海洋战略指导文件《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在亚太地区,早在2002年4月,亚太经合组织就在一次海事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汉城海洋宣言》,该宣言涵盖了关于海洋环境保护和海岸综合管理的建议,以及亚太经合组织未来的工作方向。最近日本成立了一个海洋政策研究基金会,这是一个邀请各国专家来共同商讨东亚海事政策的组织,但是没有任何一家澳大利亚的机构被邀请加入该组织。东盟最近也决定成立东盟海事论坛来促进东盟社会在海事方面的合作。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就试着采用整体处理的方式来进行海洋管理。1988年发布的《海洋财富报告》对澳大利亚的海事研究活动以及海洋经济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审查,并对海洋科技的工业和商业前景做出了评估。该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的未来与海洋的开发息息相关,政府有必要制定一套国家级别的开发战略以调节海事科研与工业开发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并且需要加强各相关政府部门之间处理问题时的协调度。1993年,澳大利亚科学与小型商务部部长授权成立了海事研究组织督导团和海洋工业和科学理事会,这两个组织负责拟定澳大利亚的海洋管理政策。

  1994年11月16至17日,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的当年,澳大利亚海洋资源的利益相关者在堪培拉召开了一次《海洋前景大会》。那次会议提到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赋予澳大利亚的权力和义务。那次会议之后的1995年,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开启新的海洋时代的一年:为了更好地对领海进行管理,政府加大了对相关科研项目的投入;有专门的独立工作组为总理授权的科学和工程理事会做出规划,这套规划里最关键的建议就是希望政府重新审查澳大利亚的海洋政策框架,制定整体政策的思想应该得到肯定。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保罗基廷随后宣称,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同意建立一套更利于各个政府机构之间协调合作的政策来管理本国的海洋资源,并将这项工作交与总理和内阁部负责。但是经过1996年3月的内阁更替以后,新上任的霍华德政府又将这项制定政策的工作移交给了当时的环境、运动和领土部。

  经过广泛的公开讨论之后,澳大利亚政府终于在1998年12月由环境部长、参议员罗伯特希尔颁布了新的海洋政策。这是一次从整个政府体系的战略层面来进行海洋管理的大胆尝试。这套政策的核心是对专属经济区的管理,另外对澳大利亚在公海的利益以及处理与海上领国的相关事务方面也都有涉及。这套政策力求通过整合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政府部门和管辖权内利益的方式来形成新的海洋管理制度和政策实施方式。之后海洋工业和科学理事会发布的《海洋工业发展战略》和《海洋科学与技术计划》等文件都对这套政策给予了支持。这次海洋政策改革刚提出时被称赞为是澳大利亚海洋管理前进道路上的里程碑,但遗憾的是人们的种种期待最终没有成为现实。由于工业壁垒的存在,政府机构与工业部门的协调管理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结果导致实施这套政策所需的一些关键措施遭到废弃。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与其说这套政策是对海洋综合管理的尝试,还不如直接说就是一套着力于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的环境政策,因为除了环境保护,如果还要在社会、经济方面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在实施过程中与环境、水、自然遗产与艺术部合作来共同推进政策的落实,但是事实上现在并没有达到这个最初的目标。

  根据1999年制定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案》,澳大利亚在西南、北部、西北、东部和东南海域建立了5个海洋生物区,每个生物区都有一些该地区特有的海洋动植物,这些生物区组成了一个“海上保留地”网络。这项法案的实施有利于鉴定各个生物区的自然环境保育价值和关键生态特征,并且可以由此评估珍惜物种所面临的生存威胁,从而帮助有关部门决定是否应为该物种建立特别保护区。海洋生物区的管理经验可以为制定后续版本的《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提供有用的建议。

  下面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澳大利亚的海洋政策的确没有完全达到最初预定的目标,当我们考虑未来战略的时候,希望这些现实问题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而不是困惑。

  1、从国家层面来说,1998年颁布的这套新海洋政策过于理想化,它甚至超过了政府的政治意愿。

  2、这套政策客观上在澳大利亚各政府部门之间制造了制度上的壁垒。相关部门被要求对新海洋政策提供支持,但是却得不到比以前更多的资源,同时他们的一部分与海洋相关的职责被新成立的国家海事办公室接管,导致其原有的利益受到损失。

  4、包括渔业、港口和船运业、油气运输业在内的工业部门对新政持反对态度——他们觉得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商业经营的实际情况。

  5、建立国家海事办公室这个决定也遭到反对,人们质疑该办公室在处理海洋环境问题时是否有独立的决策权。

  6、随着政策的执行,人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澳大利亚政府没有能力去搜集和分析相关的生物、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数据来保证新海洋政策能收到预期的成效。

  尽管目前这套海洋政策只能起到一个指导海洋环境管理的方向的作用,但是其中提到的预期目标仍然还是有效的。从这套政策的首要目标“履行和保护澳大利亚在领海内的权利,保证澳大利亚利用海上资源的权利”可以看出要维护澳大利亚的海上主权,保证海上环境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海洋安全和管理海洋利益需要各级部门的协作,在现有制度下,澳大利亚共有21个政府部门共同承担海洋管理的责任,之所以会是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澳大利亚政府定义的“海洋安全”概念非常宽泛,导致很多部门都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联系,因此产生了很多跨部门的合作。不过这种制度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目前这套多部门合作的领海管理政策中,没有一个明确的部门来负责宏观的协调工作。

  总理和内阁部:负责行政管理,其职责包括指导海洋战略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以及负责与国土管理部沟通。

  外交贸易部:负责处理与国际海洋法律、地区海洋安全合作条约、海事边界协定相关的事务。隶属于外交贸易部的地区海事安全跨部门合作委员会负责为参与海洋事务的各部门提供澳大利亚在本地区与海洋安全相关活动的详细报告。

  司法部:负责协调部署应对海洋安全危机的措施,并为海事问题提供法律和政策上的处理建议。

  国防部:国防部是澳大利亚政府可以依靠的保证海洋安全的主要力量。2006年7月,澳大利亚曾对国防力量的分配进行过一次调整,对几个职责分散的机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使他们在打击未经批准的进港、走私和非法捕鱼方面变得更有效率。隶属于国防部的边境保护指挥中心负责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以及海上设施周边进行巡逻。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前身即澳大利亚海关):负责海洋边境保护。近年来该局的组织结构和职责范围都有所扩大,沿海监视部门也是属于海关和环境保护局的一个分支机构,其最高领导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两星军官沿海监视总督,他同时也是边境保护指挥部的最高领导。

  边境保护指挥部:成立于2005年,即联合海上保护指挥部,由国防部和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共同负责。边境保护指挥部负责协调空中监管项目,以及向其委托机构发送海面状况报告。该指挥部还负责促进现有澳大利亚海上识别系统的强制执行,并着力研发新的用于海上监管的智能系统,

  运输安全办公室:该办公室隶属于基础设施、运输、地区发展和本地管理部,是海上工业主要的安全监控者。其职责是落实《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安全法规则》在澳大利亚的港口、船运和海上油气工业中的执行,以及对进入澳大利亚港口的船只进行安全评估。

  联邦警察局:主要负责联邦法律的施行,通常会和各州的警察力量进行协作。联邦警察局有权对所有触犯与海事管辖权有关的联邦法律的罪行进行检控,最主要的打击领域包括渔业、导航、海洋环境和走私。

  渔业管理局:负责遵照农业、渔业和林业部制定的相关法规,对本国和获得捕捞资格的邻国在澳大利亚渔场的生产活动进行管理。对发生在本国渔场的非法捕捞行为进行打击。

  检疫检验局:农业、渔业和林业部的下属机构,负责对船舶的压舱水和引入的海洋害虫进行统一的处理,以防止外来病通过带病菌的昆虫、动物和蔬菜种子进入澳大利亚。

  海事安全局:负责船运安全,以及通过贯彻港口管制措施来防止澳大利亚近海海域遭到来自船舶的污染。其职责范围除了本国海域,还包括国际法律规定的属于澳大利亚的搜索与营救区域,在相关区域遇到事故的船只和飞机可以获得海事安全局的帮助。

  资源、能源和旅游部:负责海上油气开采设施的安全。其下属机构海上采油安全局负责制定海上采油的相关法规以及处理海上油气泄漏事故。

  环境、水、自然遗产与艺术部:负责澳大利亚的海洋管理和海上生态系统保护,其具体职责包括建立海洋公园和海洋保护区,监督《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在领海内的实施,这项任务需要得到大堡礁海洋公园的投资方以及澳大利亚南极司的支持。

  基础设施、运输、地区发展和本地管理部:通过制定政策来提高船运服务和港口管理的效率,以及对发生在公海上的事故进行赔偿。

  移民与国籍部:管理个人入境及移民问题,打击贩卖人口和非法移民,同时还负责对入境人员进行消费和居住情况调查。

  工业科技研究和革新部:与联邦海洋研究所和合作研究中心共同为增强澳大利亚海上工业在可持续发展性和国际竞争力而努力。

  澳大利亚南极司:隶属于环境、水、自然遗产与艺术部,负责保护澳大利亚在南极洲的利益,包括应对可能出现的威胁。

  气象局:隶属于环境、水、自然遗产与艺术部的一个执行机构,为澳大利亚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提供气象和海洋学方面的数据。

  气候变化部:负责评估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工业、环境、居民和基础设施的影响,以及弥补这些影响所需的成本。

  教育、就业和劳资关系部:负责为海洋管理、海洋工业和海洋科学培养后备人才。

  海洋战略管理委员会是一个负责为国内民用海洋安全政策进行宏观调整的机构,它成立于2006年,直接接受总理和内阁部的领导,往下还可以细分为几个与海上安全利益有关的小部门。该委员的具体职责包括:为澳大利亚的民用海上警戒指明战略方向;监督和指导打击海上犯罪的活动,尤其是非法捕鱼、贩卖人口和活动;掌握澳大利亚民用海事领域的安全动态,定期对专属经济区的安全情况作出评估。

  海洋战略管理委员会可以促进各相关政府部门的合作,但是它只对与边界保卫和人为活动有关的行为负责,而不关心由自然现象对海洋安全造成的影响。但事实上,我们无法给“民事海上警戒”下一个简单的定义,所以很多时候海洋战略管理委员会处理的问题要比预计的多。例如海上搜索与营救、缓解海洋自然灾害的影响也经常出现在该委员会的工作日志中。由于强调只负责民用范围内的问题,所以海洋战略管理委员会与国防部门最大的区别是表现在其对海域内情报处理、监督和巡逻的重视程度上。

  先进的科技对有效地管理海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目前政府还没有为这方面的研究与开发做出过优先部署,发展海洋科学的任务被分摊到了数个部门。澳大利亚政府建立了三个发展海洋科技的大型科研单位: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和澳大利亚海洋科学所。但并不是这三个机构就可以承担所有的海洋科技研究任务,它们还需要与澳大利亚南极司、防御科学与技术组织和农业科学局等部门进行合作,这些合作主要由服务于澳大利亚政府的高级顾问团海洋政策科学与顾问小组来主持。该小组不仅负责促进各政府机构间关于海洋科技研究的合作,其对象已经延伸至广泛的海洋科学界。海洋政策科学与顾问小组还可以为国家海洋顾问小组提供科学技术上的支持,帮助国家海洋顾问小组向政府提出制定和实施海洋政策的建议。但是随着海洋政策的相应缩减,这两个顾问小组的前景都陷入了某种程度上迷茫之中。如今每一个研究机构都被指定了各自的工作目标,而真正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建立起适当的机构间合作制度和能获得广泛同意的研究、基建、培训框架。

  各州政府和澳大利亚北部行政区同样也需要参与到海洋安全和海洋管理的事务中,他们需要在管理各自的沿海区域时进行适当的整体统筹,这里所说的“沿海区域”指的是从海岸线一直到管辖权尽头的区域。尽管每个州政府在海洋管理方面的职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工作都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海上运输、渔业管理以及海上警戒等基本任务,其中一些州政府还承担着提供海洋科研设备的责任。目前,一套更加实用的海洋安全标准正在制定当中,澳大利亚运输部长已经向政府议会提出了建议,希望由海事安全局来制定更简单的安全标准,以及规范对海洋安全问题的评估。现在澳大利亚已经总共颁布了50多部与海洋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建立了8个相互独立的海洋安全机构。这8个机构都会参与渔业管理,导致澳大利亚每年在这方面的管理支出高达9500万到1亿澳元,如果采取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长领导,在各地区设办事处的制度,将会有利于降低渔业管理的成本。目前为止,包括各州政府的提议在内,相关部门总共提出了55项与渔业管理问题有关的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未来的命运与我们能否利用好海洋资源密不可分。管理辽阔的领海并保证未来的海洋安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这是最重要的国策之一,但是现在它却被严重低估了。现在我们需要正视所面临的海洋安全问题,发现所有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之间的相互联系,并采取综合性的处理方法来应对这些威胁。

  从前两章的陈述中可以看到,目前澳大利亚从整个政府体系的层面对海洋问题进行综合管理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最近的《国家安全陈述》指出陆克文政府在海洋边境管理方面缺乏统一的控制和明确的职能分工。这个情况与海洋边境管理有关,更广泛地说,与海洋管理也有关。

  涉及整个政府体系的海洋管理政策需要我们用突破传统思维和传统做法的新方式来处理,综合海洋管理牵涉到多个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工业部门,他们对海洋资源最为看重,因此他们的管理和保护任务也应该最大。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机构合作,以及避免交叉地划分各个部门的职责。在民用海事范畴内,海洋战略管理委员会已经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了,但是要想真正达到综合管理的目标,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澳大利亚的周边海域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我们开发这些潜在财富的步子实在是迈得太小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发展一直被一种岛国心理所抑制,总是认为澳大利亚人口稀少、资源匮乏,而且缺乏开发海洋所必须的技术基础。

  战略利益是指开发海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澳大利亚以及周边国家的安全度,当然,获得这种安全度需要付出代价,而且它不会太牢固。

  政治利益可以分为国内利益和国际利益。它既包括对我国领海的有效管理,也包括与邻国共同进行的地区海域管理。

  环境利益反应了我们对辽阔领海的管理能力,以及我们保护海洋环境、保全生物资源的责任。

  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冰洋上有很多遥远的岛屿领土,它们的大小、经济地位和战略意义迥异。澳大利亚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基本上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关于阿斯摩尔群岛和卡迪尔群岛,在与澳大利亚完成关于帝汶海边界的谈判之后,印度尼西亚也承认了澳大利亚对此二岛的主权。

  岛屿领土的存在,既要增加管理的成本,也会产生更多的利益。比如大面积的专属经济区和距离海岸200英里以内的大陆架,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有一些岛屿拥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它们离澳洲大陆的海岸线比较近,我们可以在其上建立小型机场和港口,从而增强对海域的监控能力。但是有一些战略意义更大的岛屿,比如可可斯群岛和圣诞群岛,如果爆发战争冲突的话,我们能难保证能为其提供给养。

  澳大利亚主张南极大陆42%的土地都是“澳大利亚南极领土”,这大致相当于一个昆士兰州的面积,但是该主张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同,大多数国家对此保持沉默的态度。南极领土对澳大利亚的战略和科学价值都非常高,我们在南极洲有凯西、戴维斯和莫森三个永久性基地,最近还在凯西站建立了一个可以直飞澳大利亚本土的机场。1994年,澳大利亚以南极领土为基准,宣称在该地区周围拥有一块专属经济区,并向国际大陆架范围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申请扩展本国所属大陆架范围的报告,但是该委员的回复是:涉及南极洲土地的申请被暂时搁置。澳大利亚之所以宣称拥有南极领土,主要依据是认为这是本国南极探索活动应得的回报,但是其随后的行动并没有继续实现对当地的有效占领,尤其是随着其他国家开始在南极建立科考站,澳大利亚没有从立法上将南极领土正式划入自己的疆域,所以澳大利亚南极领土没有得到广泛的承认,但是目前为止也没有国家对其明确提出过质疑,我们也从未进行反驳。

  目前各国在南极大陆上的活动都是遵循着《南极条约》进行的,澳大利亚是1961年就加入该条约的最初12个成员国之一,也是该条约的7个提出国之一。该条约在澳大利亚的临海国家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新西兰是提出国之一、日本是最初成员国之一,而中国、印度、韩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只是协商伙伴。在《南极条约》的框架内,涉及南极洲的军事活动是完全禁止的,除非是由军人参与的救援行动。近年来《南极条约》的内容有过一些修订,并加入了一些新的公约,比如《保护南极原始生态公约》、《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公约》和《马德里协定》。《马德里协定》承认南极洲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未开发的大洲。在澳大利亚的地区伙伴中,只有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瓦努阿图群岛签署了《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公约》,这几个国家除瓦努阿图群岛之外,还都签署了《马德里协定》。

  南极大陆和南冰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澳大利亚应该投入巨资对其进行商业开发。我们已经采取行动来保护南极大陆附近小岛上的生物资源,但是离真正开发其潜在的经济价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在很多人眼里还只是觉得南极洲有大片的土地,我们对蕴藏在南冰洋大陆架里的矿产资源知之甚少,政府似乎也没有兴趣加大对南极勘察活动的投入:从2007年开始,考察南极的预算始终是一成不变的每年1亿澳元,此外由于澳元升值,预算的实值其实是有所下降。

  澳大利亚与邻国之间的领海给我们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保障,加强海域控制始终是一个战略重点。我们与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法国(珊瑚海和南冰洋)、新西兰已经就澳大利亚的海上边境和岛屿领土达成了共识,此外1997年澳大利亚与印尼共同签署的《佩斯条约》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南冰洋范围内澳大利亚与法国、新西兰和挪威还对一些区域的归属存在争论,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方发起解决该问题的尝试。2002年澳大利亚与东帝汶在帝汶海划定了联合石油开采区,澳大利亚可以从该海域获得丰富的油气资源。

  岛间领海是外来病和外来害虫进入澳大利亚本土的天然屏障。与邻国没有陆上边界使得澳大利亚的入境管理相对轻松,但是超长的海岸线也让边界防御变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目前在澳大利亚北海岸的海上监督和巡逻做得不错,但是南海岸的非法入境还时有发生,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对近陆岛屿的管控。

  对澳大利亚来说,海航自由和越空自由非常重要,我们始终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其他国际惯例,反对任何形式的限制航海自由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澳大利亚和其他海洋大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愈加看重,很多国际条例从传统的支持航海自由渐渐偏向了支持限航。

  澳大利亚从西北到东北都被群岛所环绕,其中最主要的是印尼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群岛,进出澳大利亚的大多数重要航线年的统计,按货物价值来计算的线%的进口(按重量来计算的线%的进口)是通过印尼群岛的海运水道输运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群岛海运制度保证了各国在群岛水域内的通行和越空自由,这对澳大利亚的军事调动和自由贸易都非常重要。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良好的关系是澳大利亚对海洋进行有效管理的先决条件。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政策有时会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理解,尤其是在目前州政府也具有一定海事管辖权的情况下。现在联邦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处理管辖权过于分散的问题,在管理海上活动的过程中,联邦政府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要按照最初的设想来执行海洋政策的话,目前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关系仍然是阻碍有效海洋管理的绊脚石。

  1、在澳大利亚西北和正北面的海域,我们加入了东亚海洋协调机构,该机构目前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防止海洋污染、动物栖息地保护和响应海洋灾害上。

  2、在整个亚太地区,澳大利亚在处理与海洋管理相关的事务时,主要依靠亚太经合组织的相关工作组和亚太安全贸易倡议组织来与周边国家进行合作。

  3、澳大利亚是珊瑚礁倡议组织的“发展伙伴”,该组织的成员还包括印尼、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东帝汶和马来西亚,其重点关注的是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和海洋生物品种保护。

  4、此外,澳大利亚还加入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一系列地区性渔业管理组织,这些组织都是以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为工作原则。

  5、在太平洋中部和南部以及珊瑚海、阿拉弗拉海域,澳大利亚参与了“太平洋地区环境规划”组织,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项目里最重要的一个地区性组织,它代表着广大太平洋岛国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共同利益,它也是地区性海洋环保组织的一个成功范本。

  6、在南冰洋,《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公约》和《马德里协定》是最主要的海洋管理公约。此外,澳大利亚还与法国签订了《澳法南冰洋协议》来打击在该地区的非法、未报告和不受规范捕鱼行为。国际合作在对海洋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目前在印度洋海域,还没有建立起这种协作机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4章的条例,在珊瑚海地区有很多领海交界的国家,但是在该区域内,管理海洋的国际合作还远远不够。

  维护周边海域内的良好秩序对澳大利亚意味着明显的利益,要想将这种利益最大化,就必须在遵守相关国际条约的条件下,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只有在海上秩序良好的前提下,各国之间的自由海运贸易才能正常地运作,各种开发海洋资源的活动才能按着和平、可持续的方式进行,这正是国际条约所期望的目标。但是在目前,破坏海上秩序的行为层出不穷,例如不受控制的海洋环境污染、非法捕鱼,以及其他很多海上犯罪活动,比如海盗、海上恐怖活动、贩卖人口、贩卖毒品和军火、非法交易保护动物和珍稀植物、非法运输有毒物质和核废料、倾销国际条约所禁止的污染物和有害物质。

  以实现良好的海上秩序为目标的所有国际条约都是包含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内的,这些具体的条约详细规定了各国在航运、渔业、海床采矿、海洋环境保护、反海运商品倾销、海上搜救等方面的合作机制。除此之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衍生出了一些“软性法律”和“习惯性公约”,尤其在最近几十年,关于维护海上秩序的国际条约越来越完善,而且澳大利亚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在促进这些条约的实施方面,澳大利亚的作用却没有外界所期望的那么大。

  澳大利亚与亚太地区的国家中签订了一系列地区性海上合作条约,在这些合作国家中,只有柬埔寨和泰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参与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国家虽然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却对另外一些专项性的国际海洋公约认可度不高。在澳大利亚的海上邻国中,只有大约1/3的国家签署了《海上搜索与营救公约》;《1988年禁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即1988年SUA条约)至今也没有得到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承认,而2005年SUV条约更是只有大洋洲的4个国家予以承认;《联合国鱼类资源保护协定》在大洋洲和印度洋地区得到了很好的执行,但是在东南亚却得不到支持。相对来说,只有《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和《防止船舶污染海洋公约》得到的支持最为广泛,但其实这两项公约里的某些关键协议和附属条款执行时在不同的地区也存在争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制定于1982年,可以说它是海洋管理的总则,其他所有的国际海洋制度和条约都是在其框架内产生的。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该公约制定于1974年,主要用于处理国际商船的安全问题。

  《防止船舶污染海洋公约》:该公约出台于1973年,1978年进行过修订,其宗旨是保护海洋不受来自船舶废弃物和泄露物的污染。

  《海上搜索和营救公约》:该公约制定于1979年,宗旨是鼓励和促进其成员国在海上搜救行动中进行合作。

  《禁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该公约制定于1988年,宗旨是保护航海船只、海上设施的安全,并且促进各国在打击公海犯罪方面的合作。2005年,该公约经过修订,加入了打击海上和军火交易(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内容。

  《联合国鱼类资源保护协定》:该协定出台于2001年,对跨界捕鱼、捕捞回游鱼类和捕捞在专属经济区和公海之间交叉迁徙的跨海域活动鱼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既可以保护某些鱼种(比如金枪鱼和巴塔哥尼亚齿鱼),又可以维护各国在本国领海的利益。

  对澳大利亚来说,呼吁海上邻国对这些国际公约投入更大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积极地推动这一进程。在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太平洋委员会的地区海洋规划秘书处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目前只有少数岛国对《海上搜索和营救公约》还不太支持。有些领土较小的国家不愿意加入上述某些海洋公约,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会因此受到损害,或者是觉得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加入这些公约后新增的管理负担。要想说服这些国家,就必须增强他们对国际公约的认同感,让他们意识到其实地区的共同利益比本国的单方面利益更大。最本质的办法还是要帮助他们增强管理海洋、处理海洋事务的能力——这才是澳大利亚首先该做的。

  海洋工业在澳大利亚经济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一方面是该领域巨大的产能输出,另一方面,海洋工业还极大地刺激了其他部门的生产和就业。海洋工业每年的产值至少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且其增长速度要快于其他部门。

  据保守估计,2007年澳大利亚的海洋工业年产值达到了380亿澳元,比2000年增长了42%.在这几年间,澳大利亚海洋工业产品的产量平均每年增长7.23%,其中最主要的增长点是海上油气工业,这也是目前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海洋工业项目和出口收益的最主要来源。而渔业产值(包括捕捞和养殖水产,但是不含休闲垂钓)则在最近几年出现了下滑,2007年澳大利亚的渔业产值约为21.8亿澳元,比2000年下降了26%.目前最具发展潜力的海洋工业是人工水产品养殖,现在澳大利亚的渔业产值有超过1/3皆来源于此(据2007年的统计,澳大利亚的渔业产值约为21.8亿澳元,其中8.23亿澳元来自水产业),而且其还在继续高速增长。

  最近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在一份报告中称在未来的数十年里,澳大利亚的渔业会极大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会涉及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出这些潜在的影响会有多大,我们只知道气候变化可能同时带来有利和有害的影响,而且随着环境的变化,其“利”和“害”甚至有可能相互转化,该报告还提到澳大利亚有必要在渔业管理政策中增加专门针对气候变化或气候异常的处理办法,这样才能保证渔业收入不会突然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而且这样也有利于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新型海洋工业是大势所趋,现在澳大利亚已经开始着手开发一些非常有潜力的项目,例如风能和潮汐能、海水淡化、深层海底采矿、碳捕获与储存和海洋生物技术。在海底采矿方面,我们已经落在了邻国的后面,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宣称已经启动了从俾斯麦海的海底萃取铜、锌和金的工程。另一方面,传统海洋工业同样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契机,随着海洋工程学和海上采油技术的进步,澳大利亚将会拥有更多的增加出口的机会,而且技术和经验输出将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总之,我们需要加大对海洋经济的关注,才能在海洋工业发展领域领先其他国家。目前最大的困难还是对海洋的了解不够充分,很多有潜力的项目还无法真正展开,希望这次金融危机会成为一个刺激海洋工业发展的契机。

  澳大利亚的渔业是整个海洋经济中的短板——我们的鱼类年产量只排在世界第53位。仅靠捕捞野生鱼类已经不能满足全国的需求,澳大利亚是全世界领海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我们的人工水产养殖产量简直是微不足道。如今人类所需的海洋食品有将近一半来自于人工养殖,按目前的增长速度来看,到2030年,全球人工水产养殖年产量至少要比现在增加4千万吨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我们迫切地需要将海洋开发成为食物的主要供应来源。在陆地上,我们已经培育出了很多高产量的农作物品种,如果能解决好环境和生产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的海产品单位面积产出完全有可能大大超过陆上农场。此外,海洋对自然破坏的抵抗能力和自复能力比陆上农场更强,虽然海产品养殖也会面临外来病虫害和外来生物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至少我们不用担心水土流失、土地盐度上升、表层土腐蚀、肥料不足等问题。

  目前澳大利亚的海产品需求有70%需要依靠进口来满足,而且该比例仍在上升中,但是澳大利亚政府还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另一个海洋大国美国,为了减少其高达80亿美元的海产品贸易逆差,已经开始加速发展在距海岸3-200海里领海内的水产养殖业。澳大利亚政府对海产品养殖的关心过于集中在保护海洋环境上,因此导致每年的海产品产量增幅几乎为零。我们应该开放更多的海域,采用租赁的形式让其被用来进行海笼水产养殖,同时还需要优化水产管理部门的结构和工作流程,以促进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我们应该把全国各个分散的水产养殖技术研究机构用合理的方式整合起来,以求实现养殖方式、培养手段的重大突破。

  船运和海上贸易是澳大利亚的所有海洋利益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2006年澳大利亚的海上贸易总额为2490亿澳元。在过去的30年里,随着大型运输机的发展,空运贸易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占据很大比例,但是到近年,海上贸易的交易值和交易量在对外贸易所占的比例都在逐步上升。如果按照目前飞机制造业发展缓慢、船运工具得到显著改进的情况来估计,这样的趋势还将更加明显。

  澳大利亚的海上贸易是与世界海运的发展而同步繁荣起来的,随着人们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贸易中,都逐渐有一些交易更倾向于选择海上运输的形式。近年来世界海上贸易发展迅速,2007年的全球理论海运能力已经比1985年翻了一番,预计到2020年,全球集装箱运输量会是2000年的三倍。不过最近两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上升势头有所减缓。

  尽管船运也会带来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空气污染,但是相对来说,船运的能源利用率比陆上运输高很多。2008年的一份统计报告表明,用于国内运输的轮船的能源利用率是大型卡车的6倍。因此,在国内跨州运输中多使用船运,既能减少道路堵塞,又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但是船运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实现户到户的直达运输。货物到达港口之后还是必须依靠陆上运输工具才能被运送到客户那里,而那些存放在远离港口的仓库里的货物也只能从陆上运到港口。澳大利亚的港口建设——主要是便于装卸货物的附属设施建设——已经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了,尤其是跟不上采矿工业的发展速度。

  澳大利亚每年的海上进出口货物价值大致相当,但是二者的重量却有明显差别,出口货物的重量几乎达到了进口货物重量的9倍。我们的出口产品主要是煤、铁等矿物原料,负责运输这些货物的船只在进入澳大利亚时船舱里基本都只装有压舱物和压舱水,所以这也是澳大利亚特别注重防止外来病虫害通过压舱水进入本国的原因之一。

  澳大利亚的绝大多数海运贸易都是由外国船队完成的。根据2007年1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的报告,当时澳大利亚共有85支运输船队,其年总运送量占全球海运总量的0.29%.这85支船队中,只有46支挂着澳大利亚的国旗,另外39支都是外国的注册船队。不过这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有些船队虽然是在外国注册,但是其实他们的所有权属于澳大利亚,在外国注册只是出于便于交易或者便于第三方管理的考虑,这种跨国性质的船队在海运领域比较普遍。最近几年,关于澳大利亚是否应该通过增加本国船运舰队数量来保证本国的安全和维护本国的利益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这种方案的拥护者认为拥有更多本国船队有利于在未来发生海上冲突时保护本国的利益不受损害,然而反对者认为盲目增加本国船队数量的做法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目前的经济现实,这样做只能变相提高船运的成本。同时反对者还认为由外国船队来完成澳大利亚的海运贸易可以转移一部分贸易风险给别的国家。

  澳大利亚历来就被认为是一个在能源上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尤其是煤、石油、天然气和铀矿资源非常丰富。前总理约翰霍华德就曾描述澳大利亚是一个“能源超级大国”。但是从长期来看,出现能源短缺并不是没有可能,以后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可再生资源。尽管目前已探明的沿海大陆架未开发石油储备还很丰富,但是按照目前的开发条件标准,这些石油储备中能够开采的只有不到20%.到2015年左右,我们使用的石油产品中自给部分所占的比例将会由现在的60%降低至20%,即是说我们对进口原油和精炼石油的依赖会越来越明显,而这些石油都只有通过海上运输进入澳大利亚,所以海洋安全对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已探明蕴含丰富资源的大陆架区域包括:埃克斯茅斯深海高原——澳大利亚的陆上气体燃料主产区卡那封盆地的深海延续;沃勒贝深海高原——位于埃克斯茅斯深海高原南部;内特鲁利斯特深海高原——距澳洲大陆西南端约1700-4000米的海底高原。大澳大利亚湾地区的扩展大陆架有可能成为新的石油主产区。索雷尔盆地以北500-800公里的塔斯马尼亚岛、南塔斯曼海都是蕴藏大量矿产资源的地区。

  澳大利亚是原油和精炼石油产品的净进口国,同时也是天然气净出口国。澳大利亚的的可采天然气储备有90%集中在西部和西北海岸,因为资源分布靠近海洋,所以我们的钻机、浮式储油装置、管道和岸上终端都显得异常重要,保证这些设施的安全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必要前提。目前已探测到在超过300米的深海底可能还有较为丰富的天然气储备,但是以目前的技术,我们还无法对其进行开采,所以我们需要发展新的海底钻探技术来攫取这些宝藏。

  油气资源终有耗尽的一天,环绕在澳大利亚四周的海洋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可替代能源的候选:风能、波浪能源、潮汐能以及基于海藻的生物燃料所产生的能源。目前澳大利亚的能源消耗中只有不到5%是来自可再生能源,限制可再生能源普及的因素主要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波浪能源的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用于商业应用还需要待以时日。最新的研究方向是开发海底的甲烷水合物来提供能源,海洋是一个巨大的太阳能搜集器,几乎所有的海岸上都可以安装太阳能电池列阵。海洋热能技术可以从温暖的海洋表层水和较冷的深层水的温差中提取能量。潮汐能的开发潜力非常大,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域,那里拥有强劲的潮汐流和巨大的潮汐潮差。

  以上列出了我们可能从海洋中获取能源的几种方式,但是真正要做到这些,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1、多个国家共同利用海洋能源很有可能发生冲突。2、建造相关设施会对海洋生态平衡造成影响,可能造成海洋污染。3、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加强海上作业的安全防护。4、海洋能源在生产、运输和使用的过程中发生泄漏的可能性比传统能源大。

  在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之前就将其捕获并储存到地下可以有效地减小温室效应,这种捕获二氧化碳并将其注入到深层地下进行长期储存的方式叫作地质学储存。除此之外,将二氧化碳注入枯竭的油气田(包括海上油气田)也是一种减小温室效应的方法。这些措施做得好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在使用化石能源时担心是否会带来气候问题的烦恼。

  2008年12月12日,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海上石油修正法案》,该法案在12月21日获得王室同意。这是自2006年以来首次对该法案进行修正,引入了对将固态二氧化碳注入海底的管理制度。尽管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地质学储存二氧化碳的做法,但是澳大利亚是第一个为此建立专门的法律框架的国家。这不仅将使碳储存行为有法可依,而且对相关的商业活动——比如捕鱼和石油钻探——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根据这项修订案,澳大利亚在2009年初开始提出第一个商业碳储存项目,火力发电站排放出的二氧化碳被收集起来,注入到曾经开采但是现在已经枯竭的油气田所在的地下——具体地点由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提供。这些被注入的二氧化碳纯度很高,没有什么其他工业废气。这项将二氧化碳注入地下的工程已经启动,在维多利亚州,温室气体处理技术研究中心已经成功地将固态二氧化碳注入到了位于奥特威盆地的一个枯竭气田的地下。另外几个储存项目也在筹划当中,其中包括西澳大利亚州的Gorgon计划和昆士兰州的ZeroGen计划。ZeroGen计划将会收集洛克汉普顿附近的一家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然后将其储存到昆士兰州西部某地的地下。

  生物探索是对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特征进行研究,以发掘其不为人知的特殊效用或者其他商业价值。具体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化合物、基因、生物本身,我们希望找到新物种或者培育出新的活性组织,并将它们用于制造药品、杀虫剂、除草剂或工业用酶。目前的生物降解工程、可持续性农业和材料科学都迫切需要得到来自生物技术的新支持。

  澳大利亚已经针对生物探索活动制订了完备的法律保障,这方面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要从生物研究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还要让社会、环境和科研都获得利益。澳大利亚是典型的生物多样性国家,是全球9个“百万级生物”国家之一,而且这9个国家中只有2个是发达国家,更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的生物品种有80%都不能在其他国家找到。我们很有信心利用好丰富并且独特的生物资源。直到现在我们还几乎每天都能发现新物种,尤其是海生物种,目前有5种来自海洋的代谢物在全球范围内接受临床测试,其中2种都是来自西澳大利亚州,这足以说明我们的海洋生物探索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海生物种的应用前景非常光明,比如来自海洋的微生物和海藻等生物材料就被认为是未来全球工业的主要推动力,从能量产出的角度来说,海洋生物材料也比传统农作物的转化效率更高。此外,澳大利亚政府把海洋生物材料和能源定位为一种补充资源,暂时不发展其为人类提供食物的可能,而是要尽力抓住机会让其给国民带来更多的财富。目前海洋生物探索尚处于初级阶段,大范围的生物品种样本采集、筛选工作正在进行,我们需要为这一阶段的研究提供资金上的保证。其实早在2005年,工业科技研究和革新委员会已经为海洋生物探索提出了几点指导意见,其中包括改善投资环境、让利给研究机构等,希望借此来刺激海洋生物探索领域的发展,但是这些意见并没有得到落实。

  保护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维护海岸生活舒适度将会使澳大利亚获益匪浅。尽管现在澳大利亚还不能被称为“海洋超级大国”,但是民众迫切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到健康的海洋环境带来的利益。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澳大利亚的海洋环境更加纯净,我们有6个岛屿附近的海域被列入了世界物质遗产:大堡礁、豪勋爵诸岛、鲨鱼湾、弗雷泽岛、赫德岛和麦当娜岛。除此之外还有11个岛屿附近的海域正在进入物质遗产的审核程序当中,其中包括宁格鲁珊瑚礁、金伯利群岛和麦考瑞岛。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的国土资源部门已经出台了一套国家海洋试点保护系统,该系统包括一系列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计划,首期项目预计会在2012年完成。目前全澳大利亚超过200处海域已经在进行试点保护,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将20%的海上专属经济区都纳入到这套海洋保护系统中。船只在海上发生意外事故总是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尤其是集装箱货运船,比如2000年的马来西亚货船“Bunga Teratai Satu”号触礁搁浅和2007年巨型货轮“Pasha Bulker”在纽卡斯尔附近的诺比斯海滩搁浅的事故都引起了公众的很大关注。

  澳大利亚周边的海洋水文条件非常复杂,很多通过在北半球进行研究而得到的生物学和海洋学结论不能适用于我们的环境。澳大利亚周边最特殊的是南冰洋,南冰洋的洋流环绕着南极洲、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畅通无阻地流动,这条洋流对地区甚至全球的气候都有极大的影响,我们需要付出比现在更多的精力来研究它。

  澳大利亚海洋政策的历来支持探索海洋,了解海洋环境的变化规律,因为这些直接关系着我们的海洋利益。尽管我们的海洋面临的气候变化、资源开发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澳大利亚的海洋科考、研究工作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热情过后正在逐渐地失去活力。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领土探索,该组织的活动与超过30个企业的合资项目有关,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关于海洋环境或者海事活动的。与该组织进行合作的机构共有37家,但是仅仅只有2家——海岸、河口、航道研究中心和南极气候、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是与海洋有直接联系的。针对这种情况,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新成立了5个顶尖的国家级分支研究机构,其中之一的海洋财富研究所,重点进行海事研究。另外还有三个研究所分别负责气候适应性、制造业和采矿业。最后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如何利用在目前的开采技术下被认为是无价值的铁矿、镍矿和重矿砂。

  澳大利亚海洋科学所是促进企业参与海洋投资的重要机构,该机构最近的成绩是完成了一个联合开发布劳斯盆地的液化天然气的项目,这个项目预计在未来4年内至少每年可以获利3千万澳元。

  1、气候变化:观测并了解海洋和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海水温度上升、海水酸化和极端天气对海上和海岸生态系统所造成的影响。

  2、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勘探沿岸地区的矿物储量,探索恢复沿海碳氢化合物的新技术,从海洋中探寻可持续资源,评估澳大利亚周边的非法、未报告和不受规范捕鱼量。

  3、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澳大利亚的很多海域还未经开发,这些区域的生态状况还不为人知。

  4、发展海岸地区:检测并掌握城市扩张、工业发展和来自陆上的海洋污染源给沿岸地区带来的压力。

  5、海底地貌:我们对领海内的海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但是海底土层的等深线图是我们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必备工具。

  6、海洋安全:我们需要更新海上支援系统和相关设施来保证有效的海上防御、边界安全和作战安全。海洋防御需要有全面的海洋学信息来作为指导。

  7、海岸和海面观测:澳大利亚从来没有投入大量资金装备高级海洋监测设备的传统,尤其是用于长期监测生物物理和海洋环境数据的设备。综合海洋观测系统的建立填补了这个空白,但是我们还需要得到政府继续投入和更新该系统的一个承诺。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海上搜救也是一项需要各方面的条件协调配合的重要工作,我们需要有高性能的搜救船、综合海洋观测系统、长期的观测数据以及能够将由静态数据组成的海洋模型组合到一起的超级计算机才能完成好这项工作。与先进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科考监测船性能还相对落后。我们只有一艘能够进行全天候海域研究的监测船,而且这艘船所使用的很多设备都已经服役多年,对大陆架的监测能力比较有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对海洋研究不够重视的现实。

  整个海洋科学中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不足,这些不足或多或少地会影响目前以及未来的研究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况是我们对海洋的重视不够而必然会出现的,我们对海洋利益的认知过程就是逐步克服这些不足的过程。

  海道测量图最主要的用途无疑是为船只提供安全的导航依据,但是在制定海洋探索计划、执行海域限制(包括海岸和港湾管理)和划分海上边界时它的作用同样无可替代。根据相关国际公约,有相当大面积的海道测量图需要由澳大利亚完成,其面积与我们的公海搜救责任范围大致相当。但是目前我们对领海内的制图都还没有完成。近年来各方面对海道测量数据的需求都在不断提高,打造新型测量船、对保护海洋环境的认知、新的海上贸易形势、对海底资源的重视、开发沿岸油气资源、主权领海划分和海上边疆防御……都暴露出我们对海道数据掌握的不足。

  全面了解海底地貌可以帮助我们在潜艇战、反潜战、水雷战、反雷战以及两栖作战中占据优势。比如反潜战斗系统,需要探测器、武器及整合手段与所在海域特殊的水文条件完美地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在不同的海域必须采取不同的做法,例如能够在北大西洋寒冷、缓慢的洋流中使用的防御性修理和拖载设备到了水文条件完全不同的澳大利亚北部海域就不是那么适用了。随着澳大利亚周边海域潜艇数量的增加和声纳等水下探测系统的发展,海军在作战时对海洋学研究成果的依赖将会越来越重。

  打击海上威胁也需要以了解并控制海下环境为基础,探测鱼雷、港口水下监视、港口声纳和水下摄像防御等活动是除军事威慑以外非常有效的额外防御手段,这些都需要全面的海洋学数据的支持。

  本章所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利用好海洋这个大舞台来展开相关活动,以及开发海洋资源,但是我们似乎忽略了领海作为主权范围的一部分的本身价值——与陆上领土同样的价值。澳大利亚的领海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资源,它既从地理上将我们与邻国隔开,又用共同利益使我们与邻国联合。我们不应该过于刻板地去“保护”海上边界,把岛间海域仅仅看成是保护国家的一条护城河,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海洋是促进国家间合作、为澳大利亚打造良好地区环境的关键战略因素。通过海洋这条纽带,我们可以把战略利益从澳洲大陆扩展到太平洋、印度洋甚至东南亚。

  海洋的实体资源当然是不容忽视的,澳大利亚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甚至公海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我们对探寻海洋的潜在价值却表现得不够热心,比如澳大利亚在热带的大片领海,包含了珊瑚礁和红树林海岸等生态系统,开发这些地区可以为我们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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